第217章 阴谋与阳谋[2/2页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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sp;当然了,对于文君实这样的官员来说,这或许是一次阴谋,但对于皇帝来说,这却是一次不折不扣的阳谋。
楚歌已经把整个计划九成的内容给毫无保留地向皇帝说了出来。
而剩下的一成,才是他的私心。
整个计划的突破口,正是皇帝对于权力的渴求。
此时朝堂中分成了两党,一派是以王文川为首的新党,而另一派则是以文君实为首的旧党。
他们有许多的不同之处,但却有一条相同之处,就是都想用相权死死地压住皇权,而不愿意交出半分。
文君实是如此,王文川也是如此。
所以,皇帝其实很郁闷。
他想有所作为,所以支持王文川变法,但自始至终,他也没有真的信任过王文川。因为王文川也不想跟他分享权力。
当然,这并不是说王文川贪恋权力,更有可能是王文川打心底觉得,这些事情就该是宰执的,皇帝不该插手,也不该过问。
这是当时所有士大夫的共识,王文川不可能像楚歌一样看到数百年后的世界。
这也算是某种时代局限性了。
所以,变法的这些事情,虽然经过了皇帝的点头,但皇帝的支持却并不坚决。
稍有动摇,结果就是王文川被罢相。
而现在,楚歌率先突破了这个底线。
什么士大夫的共识?不好意思,我就是要给皇帝当狗!
原本皇帝也想收回相权,但苦于无人支持。而现在,王文川等于是在他瞌睡的时候,送来了枕头。
一边是愿意给他当狗,愿意无条件上交相权、只给皇帝踏踏实实办事的王文川;另一边则是一口一个“祖宗之法不可变”、皇帝做什么事情都必须遵照祖宗之法的文君实。
远近亲疏,一目了然。
皇帝会喜欢谁,还有疑问吗?
如果说原本王文川在皇帝心中的好感度是60,文君实是40,那么现在,王文川的好感度暴涨到了100,而文君实则只剩了10。
找到了这个退破口之后,楚歌的目标就很明确了。
那就是:明目张胆的党争!
按理说,皇帝本该是最不想见到党争的人。
因为一旦党争,就意味着某一党胜出后,会产生巨大的影响,反过来进一步压制皇权。
之前两派势力均衡的时候,你们尚且把朕压得死死地,现在一派倒了、朝堂中全都变成了另一派的人,那朕还不得当场退位?
但现在楚歌要搞的党争,却并不会招致皇帝的激烈反对。
其一,是因为他已经给出了足够的诚意。
楚歌先拿出了官制法,主动让出了一部分相权,这已经让皇帝觉得他是个没有野心、十分听话的臣子。好感度拉满以后,皇帝自然不会觉得王文川会对他有很大的威胁。
其二,是因为他把党争,包装成了为皇帝集权扫清障碍。
楚歌提到了阿云案,就是借这件不起眼的案子,将新旧两党之间的矛盾,转移为旧党和皇帝之间的矛盾。
意思就是说,咱们先不谈变法的事,看看阿云案这件小事。
阿云案里,可是有陛下手谕的!
我们新党,其实是为陛下办事的。陛下手谕说了要减刑,我们就减刑了;同样,陛下要变法,我们就变法了。我们做的一切,其实都是为了陛下。
而旧党呢?陛下今天想赦免一个弱女子,他们不同意;陛下想变法,他们又不同意。
一口一个祖宗之法,那意思是不是说一切按照祖宗之法来就行了?一切交给他们这些旧臣去办就行了?皇帝说什么都不好使了?
这样一来,就把旧党进一步推到了皇帝的对立面上,让皇帝更加讨厌他们。
既然皇帝已经讨厌他们了,那么这就不是党争,而是皇帝在消灭不听话的大臣。
其三,是因为他留足了余地。
楚歌说了,凡是在阿云案中不支持皇帝的,凡是不支持新法的,都是打击对象。
先从小杂鱼开始办,然后再一步步地把朝中重臣也给赶走。
但打击完了之后呢?
如果楚歌说,这些位置空缺出来之后,由新党的成员来道:“请官家借臣武德司一用。”
……
楚歌回到府邸之后没多久,武德司的一把手,提举刘知恩就到了。
这位大宦官的脸上,显然写满了疑惑和不解。
因为他实在想不通,皇帝让自己来找这位拗相公,到底是为什么。
楚歌微微一笑,对刘知恩说道:“刘提举,请坐。”
所谓的武德司,就是齐朝由皇帝直属的特务机构。
与大盛朝的锦衣卫不同,武德司的权力其实非常有限。因为齐朝有“刑不上大夫”的祖训,文人的环境十分宽松,基本上没有受到特别严重的迫害。
即便武德司揪出了不法之人,还得将嫌疑人送到大理寺去定罪。
而当时的环境,就连皇帝都拿这些士大夫没什么办法,更何况是武德司。
所以,这时的武德司虽然是一个特务机构,既管宫禁宿卫,也管刺探监察,但实际上对朝堂上的事情却根本发挥不了什么作用,在历史上的存在感十分稀薄。
而在齐朝,这个机构可以说是狗都嫌。
在朝中,武德司直属皇帝,不接受任何大臣的管辖,所以包括文君实在内的大臣屡次上书弹劾痛骂;在民间,武德司也被百姓鄙夷,但凡有点出息的人都不会去武德司任职,更别说是有才学的进士了。
这就导致武德司的成员,或者外围成员大多是一些地痞流氓,打着皇帝的旗号狐假虎威、欺行霸市、无恶不作,败坏了武德司的名声,也让皇帝在士大夫面前抬不起头来。
皇帝也不想取消武德司,于是最终只好妥协,将武德司活动的区域局限于京城。
楚歌虽然向皇帝保证了要扳倒这些旧党,但具体怎么扳,还是得好好考虑一番。
直接蛮干肯定是不行的,如果一个官员本身没有犯罪却强行给他罗织罪名,那就做得太明显了,也很容易被其他的旧党给群起而攻之。
到时候皇帝也会下不来台。
而如果有罪证的话,这种事情办起来就名正言顺了许多。
想要搜集罪证,或者编造罪证,武德司都是必须要拿在手里的一个机构。
自齐朝建立一来,武德司就一直发挥着作用,也一直在挨文官士大夫的骂。
在原本的王文川看来,这显然是个令人生厌的特务机构,不可能有什么好脸色。
但在楚歌看来,武德司恰恰不是做得太多了,而是做得太少了。
这个机构,根本就没有发挥出它应有的作用。
想到这里,楚歌扮演的王文川直接把一份奏折扔到刘知恩的手上。
刘知恩愣了一下,仔细一看。
《论武德司巡查亲事官札子》,作者,文君实。
这是文君实之前向皇帝弹劾武德司的奏折。
刘知恩粗略地扫了一眼,抬头看向楚歌扮演的王文川:“王相,你这是……”
他彻底被不按套路出牌的王文川给搞疑惑了。
楚歌微微一笑,摘了奏折上的一小段念了出来:“‘臣等伏闻,武德司潜遣逻卒,听市道之人谤议者,执而刑之。又出榜立赏,募人告捕诽谤朝政者。臣不知自古圣帝明王之政,固如是耶?
“这是文谏议之前弹劾武德司横行不法、恣意妄为、构陷诽谤、因言罪事的奏折。
“刘提举,若是官家真的听了文谏议的话,废了武德司、将武德司中的不法之人全都缉拿严办,你又要如何自处?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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